人物画主要描写人物形象与活动，为传统中国画的主力画科，出现最早，成熟也最早。人物画可细分为历史人物、宗教人物、风俗、仕女等多种题材。五代至两宋时期，人物画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出现了一批深入刻画社会市井生活的力作。金秋时节，故宫博物院推出历代人物画特展第三期——众生百态，共计96件作品，立足于表现唐代以后历朝历代画家在人物风俗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带货喽——平民社会的崛起

灯光微明，投影仪在文华殿前殿正中靠墙搭建的舞台上投射出1千年前市肆的模样。两个衣着古怪的宋朝人正在上演一出滑稽戏。这是两个卖眼药的人，左侧那人举着右手比划着，他头戴高帽，身着贴有几十只眼睛的长袍，挎在腰间的大布袋上也有一只大大的眼睛。这样的角色被称为副净色（相当于今天戏曲行当中的“丑”角）。右边的配角相当于相声中的捧哏，他头上软巾诨裹，右手指眼，左手执杆，似乎在说明眼疾的程度。身后放置一架皮鼓，表明二人正在演戏，千方百计地“带货”。

展览中另一幅绢本册页《打花鼓图》上仍是两人。右侧一人头戴大朵簪花，背插一扇，上书“末色”二字，扇从中一分为二，身后一架大皮鼓，鼓面上放演出道具。左侧男子打扮，身下放斗笠木杖，两人互视，拱手作揖。别看只是两幅小画，却透露出重要的社会信息——

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与进步，宋朝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超过了前朝各代。与唐朝社会相比，宋朝出现了一个十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平民社会的崛起。宋朝的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工匠等群体拓展出新的生存空间，从而推动了更为广泛的自由流动性，一举打破了自魏晋以来严格的门阀士族制度所导致的社会阶层闭塞。这一社会生活趋势有利于文学和艺术出现新的变化，诗词的平民化特征促使宋词大发展，士大夫文人们开始兴致勃勃地为市井百姓写歌词，一股清新活泼的“俗文学“之风吹遍了宋朝文学的版图，与之相关的艺术表现形式（杂剧）也开始活跃于城市的勾栏瓦肆中，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

杂剧是宋元时期人们日常娱乐的重要方式，脱胎于唐、五代时期流行的歌舞杂戏和各种优戏，在两宋时期不断流传演变，逐步发展成为纯粹的戏剧形式。南宋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载“官本杂剧段数凡二百八十种“，其中有《眼药酸》一种，可以和绢画《卖眼药图》内容相吻合。不妨由此推想，图中人物如果出现在北宋张择端所绘制《清明上河图》中，会不会很合适？张择端这一卷精美绝伦的风俗画巨制描绘北宋汴京一带的风景、城郭、市肆、村舍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本来最适合出现在本次风俗人物画展中，但出于种种考虑，并未现身，替代它的是明人绘《清明上河图》。此卷托名明代大画家仇英，实为明末人摹写。基本上沿用了张择端的叙述方式，只不过人物的装束和树木屋宇等呈现晚明的市井样式。

随着北宋城市格局突破唐朝长安城所确立的坊市的限制，市民生活日趋丰富，尤其是夜生活，官府准许商铺照常经营，市民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货郎图》这类表现经济生活的画作初露端倪。北宋政权南渡后，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以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市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南宋画家李嵩曾绘制过多幅《货郎图》，其中一幅描绘钱塘一带风土人情的绢本作品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名作，在本展中隆重登场。

画中货郎挑着的担子整个是一个大淘宝店，品种繁多到令一千年后的我们瞠目结舌。这个流动的带货铺子立即招来村童们的围观，他们绕着担子嬉笑玩耍，吵着母亲买买买。一女子正在给小儿挑选商品，货郎眉眼含笑，向这位大姐推销其他货品。画中既有货郎的元素，又包含了婴戏图的内容，将风俗画的两大类有机结合，反映了李蒿的巧思。《货郎图》展示了非凡的线条功夫，人物形象惟妙惟肖，带着一股宋朝平民之风。令人惊奇的是，担中的商品几乎件件有据可查。借助考古学者和风俗学家的研究成果，策展团队精选出20件在展厅中以电子投屏的形式将其放大数倍，让观众细细欣赏。李嵩用线准确地刻画出众多物件堆叠在一起的清晰层次感，令观众惊讶不已。《货郎图》左下角有一行画家自题：”嘉定辛未李从顺男嵩画“。从顺，一作从训，即李嵩养父。嘉定辛未是1211年，画家正值中年，此作细节之丰富，描摹之精工，不由让人赞叹这位”三朝老画师“的精湛技艺。

平民百姓喜爱购物，深宅大院中的阔人和宫墙内的皇亲国戚们更是乐此不疲。明人绘《夏景货郎图》展现了宫廷生活的这一面。松荫下的货郎右手提壶，正欲往小姑娘托起的杯中倾倒。后面两名女子衣着华丽，衣衫薄透，正接耳细语。货架上挂有“上林佳果玉壶冰水”的条幅，可知所卖为夏日冰镇饮品。货架上虽无繁多货品，但摆着形状各异且精美的器皿和各种花木水果。根据“上林”两个字可推知这可能是一场皇宫内的售卖活动，这位殷勤的小贩没准儿是宫廷贵族，他在模仿货郎的装扮。

明人绢本设色的《看手相图》页描绘了一种特殊的行当——看手相。右下方席地而坐的相士握紧对方的手掌，正根据纹路形状在说明此人的身体状况与运势。另一人已急不可待，伸直左手催促着换人。

卖萌喽——多子多福的心愿

婴戏图是中国人物画的常用题材，以孩童为主要描绘对象。对中国人来说，多子多福是上至皇帝、下至老百姓的共同心愿。

北宋末年的刘宗道和杜孩儿因画婴戏而名噪一时，可惜无作品流传。南宋初年，苏汉臣和李蒿的婴戏图最为有名，其中苏汉臣最受推崇，后世托名作品甚多。本展中有一件团扇《百子嬉春图》页，旧题“苏汉臣百子嬉春“，实为宋人作，画面生动，细节丰富。孩童们弈棋、蹴鞠、拜观音、骑大马、观布袋和尚、舞狮、耍傀儡戏，进行各种游戏。全图看似繁杂，实则井然有序，画家巧妙地利用了台阶的上下空间进行布局。

宋人所绘婴戏图多为室内或庭院中之场景，比如绢本设色的《小庭婴戏图》页在右上部绘一块湖石，背后翠竹衬托，前景右侧，玩具散落一地，四个小孩子正在打闹。重视写实的宋代画家将儿童身着面料的重叠透明质感表现得十分细腻。

明代，一幅《宋苏汉臣儿童戏蟾图》描绘了自然环境中的孩童嬉戏：红衣小孩倒提三足蟾，白衣小孩高举双手，似乎在捕捉飞虫，蓝衣小孩抬头凝视垂下的柳梢。明清时期出现了大量具有吉祥含意的婴戏图，达到此类题材的鼎盛时期，在形象上也与宋代拉开了距离。明宣宗后，婴戏图多表现户外场景，孩童的形象一般较为矮胖，头大，前额尤大，圆脸。从明人绘《婴戏图》中可体会到这种样式。老梅树下两小儿，衣着华贵，红衣者正燃放爆竹，绿衣者双手捂耳。

清宫画家金廷标所绘《婴戏图》轴表现了五月五斗草的习俗。斗草有文武之别，画中左下方两名孩童正在武斗草，使劲拉扯手中的草茎。柳树下的四名孩童在文斗，也就是比较采摘来的草叶品种。从几个孩童发展到上百个，可以看出当时民众的心理，传宗接代的观念深入人心，因而寓意连生贵子、五子登科、百子图的题材俯拾皆是，并扩展到其他门类的装饰图案之中。

其实孩子并不总在玩耍，更多时间在上课。”扬州八怪“之一华喦所绘《桐屋闹学图》刻画了三个在教舍内打闹的孩子。教书先生趴在讲台上呼呼睡去，一个孩子戴着面具，手持短戒尺，与另一个挥舞长板子的孩子对峙。另一个学童从院子里摘来一朵花，偷偷插在伏案的先生的头巾上。屋前桐叶以”墨骨法“写出，淋漓繁茂。从两棵树中间可以望到一名乖孩子老实地坐在书桌前，似乎充耳不闻别人的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无独有偶，明人张宏《杂技游戏图卷》中也描绘了孩童大闹学馆的情景。两个小孩在倒立，三个小孩围住酣睡中的老先生，一个准备用细绳套住他的帽子，另一个上了桌，抄起毛笔偷着给老师画黑眼圈。第三个孩子也戴着面具，双手抱着长板子。剩下的那个在写毛笔字的好孩子不由得回头观瞧。与华喦相比，张宏此图显得更加活泼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