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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周必大书画鉴藏考述——以“家藏”作品题跋为核心

   2022-08-05 ​澎湃新闻62050
导读

宋代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所载题跋多达12卷400余篇,其中有数卷单列为对“家藏御书”和“家藏法帖书画碑刻”的题跋;周另有《跋欧阳修自书诗文稿》和《跋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两件“家藏”题跋的墨迹存世。本

 

 

宋代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所载题跋多达12卷400余篇,其中有数卷单列为对“家藏御书”和“家藏法帖书画碑刻”的题跋;周另有《跋欧阳修自书诗文稿》和《跋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两件“家藏”题跋的墨迹存世。

本文拟将文献记载与作品实物相结合,以周必大对“家藏”作品的题跋为核心,探讨其中所体现的收藏取向和鉴藏理念,作者认为周必大收藏书画更看重其中的文献价值,而非艺术造诣,由此可进一步探讨士人官员的书画收藏及鉴藏家身份的界定问题。

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又字洪道,号省斋居士、青原野夫,晚号平原老叟,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绍兴二十七年举博学宏词科。历仕高、孝、光、宁四朝,官至左丞相,封益国公,谥“文忠”。有《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以下简称《文忠集》)二百卷传世。他极为重视典籍,致仕后主持编校《欧阳文忠公集》《文苑英华》两部巨著,二书因收罗详备、校勘精审而备受称誉。

在周必大的著述中,有400余篇题跋,于多作跋语的南宋文人中堪称首屈一指。明末毛晋辑集宋人题跋刊于《津逮秘书》,其中就有周必大的《益公题跋》。除却《文忠集》所载题跋,周必大还有数件墨迹题跋存世。依笔者管见,计有《跋欧阳修自书诗文稿》(辽宁省博物馆藏)、《跋阎立本历代帝王图》(波士顿美术馆藏)、《跋李结西塞渔社图》(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和一件伪作《跋卢鸿草堂十志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从这些内容丰富、涉猎广泛的题跋中,可窥知周必大的书画鉴藏概况。以往学界对周必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作为和学术成就,对其书画鉴藏还未有专门讨论。本文拟从周必大对家藏作品的题跋入手,探讨其收藏取向与鉴藏理念。

一 从题跋看周必大家藏作品的构成

周必大没有专门的书画著录,他主要以题跋的形式对家藏及寓目作品进行品评和记录。《文忠集》所录题跋多达12卷400余篇,其中,明确标为“家藏”的题跋见于《省斋文稿》卷一四“家藏御书”、卷一五“家藏法帖书画碑刻”及《平园续稿》卷六“家藏御书”“家藏法帖书画碑刻”。合计85篇。但《家塾所刻六一先生墨迹跋十首》包含10件作品,《题耸寒图》和《再题刘子澄耸寒图二绝句》所跋为同一件画作,因此以上题跋所涉及的家藏作品实际为93件。单从这93件作品的构成,便可发现周必大在个人收藏中鲜明的价值取向。

首先,在通常的名人书画、法帖碑刻之外,周必大专列一项“家藏御书”,共录御书33件,占收藏总数的三分之一强。收藏御书如此之多,并皆作题跋,这在书画鉴藏史上并不多见。毛晋针对这种现象评论道:“诸家题跋多载法书名画,或评诗文得失,或辨碑铭异同,间及山水幽胜处,未有胪列御批、札子者。周益公乃开奏纷纷,无怪乎后村病其洗涤词科习气不尽也。”可谓道出了后世研究者的心声。两宋帝王雅好宸翰书写,赐御书之事屡见史载。周必大收藏并题跋御书的行为并非出于艺术雅好,而是与其本人的仕宦经历密切相关。

周必大在南宋朝廷任职多年,且身居高位,与高、孝、光诸帝关系亲密,因而所得御书颇多,正如他本人所说:“凡御制御书或面赐,或签名封送,真行粲然,宝藏多矣。”与题跋书画名迹不同,周必大在为御书作跋时,除了用语尤为恭敬谨慎外,内容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他往往会以亲历者的身份详细记录御书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在叙述获藏御书经过的同时,彰显自己在朝廷政务中的功绩。对他来讲,与其说御书是文物,毋宁说是数十年参政辅政历程的历史记录,更是受知于帝王的情感见证。如在《皇太子领临安尹御笔并御批诏草跋》中,周必大详尽记载了自己参与起草“皇太子领临安尹”诏书的全过程,并深感自豪地写道:“惟此盛典,号为稀阔,而臣适以史官备讨论,词臣参润色,复得宸翰宝藏于家,非儒生之荣遇乎!”此类表述在周必大御书题跋中比比皆是。

他不仅宝藏并题跋御书墨迹,还将其刻石传世,“比敬裒高宗、孝宗御书一二大者刻石,附以光宗翰墨,各为之跋⋯⋯敬书以示子孙,使知被遇三朝本末如此”。可以说,周必大意图借由一则则御书题跋为自己的一桩桩政治活动树碑立传,也正因如此,他在其中展现了自觉的政治意识。如《绍兴淳熙两朝内禅诏跋》记录了对南宋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内禅事件中不为人知的小插曲:“先是高宗以壬午五月甲子降旨立储,丞相陈康伯折简,礼部侍郎吕广问密议典礼。时上正祀黄帝,广问为初献官,臣以御史监察,因语臣皇太子改名从火从华。臣谓:‘与唐昭宗晔字同音,可乎?’广问亟告丞相,取旨别拟定,乃用今名宣布,而初札不复改矣。当时朝士尚未及知,况于后世疑以传疑,将何所取正。敢并列之,备他日史官之采,亦以见臣今得宝藏是书者,非偶然也。”周必大认为皇太子改名为“烨”不妥,此观点后被内廷采纳,周必大在作跋时详述原委,并且明言“备他日史官之采”。

第二,周必大家藏法帖碑刻中欧阳修书迹最多,计有20件。正如毛晋在《益公题跋》中所称,“集中凡称述欧阳文忠公者居十之三”。

周必大与欧阳修为庐陵同乡,二人皆幼年丧父而受教于母亲。周必大“自谓所慕者惟陆宣公、欧阳文忠公”,他在文学、政事上皆欲追配欧阳修。最终周必大得以与欧阳修一样身居高位,且在文学上成为一代文宗。甚至周必大死后谥号也与欧阳修同为“文忠”。当时人称周必大“生庐陵,继六一公”,又“发挥文忠之学”。欧阳修是周必大最为倾慕的乡贤,周氏致仕后,组织士友重新校勘、刻印《欧阳修文忠公集》,而这势必需要广泛收集流散各处的欧阳修手迹。周必大自云:“欧阳公道德文章,百世之师表也,而翰墨不传于故乡,非阙典与?某不佞,好公之书而无聚之之力,闻有藏其尺牍断稿者,辄假而摹之石。多寡既未可计,则先后莫得而次也。”周必大为搜求欧阳修书迹无所不用其极,听闻他人有尺牍断稿,也借来摹刻上石。有趣的是,周必大虽然在《文忠集》中多次提及购买书画,甚至标明具体金额,但其所题跋的家藏欧阳修书帖,则多为友人或欧阳修后人因得知周必大重刊《欧阳修文忠公集》而慷慨相赠,如《丁忧居颖帖》《与王深甫帖》《五代·梁史》断稿九页和诗文稿二副等。

周必大收藏欧阳修书迹尤多的另一原因或与其收藏理念有关。他曾云:“予不识书,特以人之贤而宝藏之耳。”可见周必大收藏书迹时所关注的并非艺术价值,而是书写者的道德品性。在其家藏法帖碑刻中,以书艺著称的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书迹分别只有四件、三件、一件和一件,数量较欧阳修远逊。再结合他在《又跋欧苏及诸贵公帖》所说:“尺牍传世者三:德、爵、艺也,而兼之实难。若欧、苏二先生,所谓毫发无遗恨者,自当行于百世。”因此不难理解为何他收藏书帖中,欧阳修最多,苏轼次之。周必大认为,书艺与书者的关系是“字如其人”“书为心画”,如“范忠宣公心正气和,道醇德备。三复尺牍,如见其人”,再如“唐柳公书,当时自九重至外夷无不爱重。史称其结体劲媚,盖笔谏之意先形心画,所以为贵,亦犹魏元成忠直而妩媚耶!”但他也并非全然不顾书法的艺术水准,在题跋中也偶有对书法风格的品评,如评米芾《参星赋》:“收敛豪逸,秀杰痛快,尤可爱重。”

第三,周必大收藏中,书法数量远远多于绘画。93件作品中只有《阎立本列帝图》《刘子澄耸寒图》《写真》《孙氏四皓图》4件绘画,可以说画作在其藏品中占比极低。很多鉴藏家收藏宏富,但往往有所偏爱,所嗜凡书法、绘画、碑帖、古籍、文玩等不一而足。但周必大收藏书画比例严重失衡,并非因独爱书法,而是书迹承载了更多的文字信息,因此更具文献价值。与其说周必大收藏书法,不如说他所重视的是历史文献。

周必大多利用书迹进行历史考据、版本校对和文字校勘,此类内容在其题跋中占有相当篇幅。如周必大根据人物的仕途经历,考证出欧阳修《丁忧居颖帖》的前帖和另一书稿分别是写与苏子容和富弼的。周必大对欧阳修书迹的考证看似是出于编校《欧阳修文忠公集》的需要,但除了欧书以外,考证在周必大的题跋中随处可见。正如四库馆臣评周必大:“学问博洽,又熟于掌故,故所论多主于考证。”周必大考《孙氏四皓图》上的苏文忠赞:“元祐三年二月杨次公书,东坡诸集皆无之。因记乾道庚寅闰十二月过京口,游金山妙高台,壁间有东坡族侄成都中和院僧表祥绘公像,公自赞云:‘目若新生之犊,心如不系之舟。要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崖州。’其为暮年所作无疑,诸集亦不收,乃知平生游戏翰墨,散落何限。如去黄日戏赠李琪诗,偶见于何薳《春渚纪闻》之类是也。”根据苏轼的生平经历,考证赞文的创作时期,并借由此赞不见于苏轼诸集,探讨名家文章的散落与收集问题。再如《题乐毅论》:“右夏侯泰初《乐毅论》,以世传两石本校正,与《史记》本注时时异同。欧阳文忠公引《文选》所载,今无之,不可晓也。”周必大关注的并非作品的艺术性,而是两石本与文献所录本的校对。更为典型的是《题苏子美帖临本》:“欧阳公铭苏子美,谓喜行押草书,今玉山汪季路所藏颇备此体。其间峡束岩排之诗既用杜工部句,又录《漫兴》《惜花》二绝,其爱杜至矣。俱字子美,得非司马相如慕蔺之意乎?衢本《沧浪集》改‘萧然’作‘飘然’,‘梁寺’作‘萧寺’,‘能驱’作‘聊驱’,‘向城市’易‘松门路’,‘还自羞’易‘却自羞’,盖加润色,比旧为胜,世以前辈真迹证别本,未必尽然也。”周必大详细罗列墨迹与衢本《沧浪集》字词的不同,文字校勘之功与他编校《文苑英华》《欧阳文忠公集》堪称一脉相承。

《题苏子美帖临本》署款“淳熙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命小子纶临而载之”,可知此帖并非苏舜钦原迹,而是周必大命其子周纶临写的。周必大家藏司马光与刘恕手书亦是周纶临本。而《五代应顺年堂检》则为周必大从洪迈处借来后亲自临写。《文忠集》中数次记载周必大将书迹刻石传世,如果说刻石还尚可见原帖面貌,临写则几乎将书迹的艺术性磨灭殆尽。《题苏子美帖临本》中周必大用临本校勘文字;《题五代应顺年堂检临本》中,他以临本考证玺印相关史实。可见书帖原迹对周必大来说并不足为重,哪怕是临本,只要包含有价值的文字信息,亦可为其收藏并题跋。


 
(文/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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