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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见丨当下海派书画研究,还得在“深”和“通”上尽力而为

   2023-11-01 上观2690
导读

海派书画开启了中国绘画现代化的进程。近年来,关于海派书画的研讨、展示、评论颇受关注,成为艺术界的一大热点。但就相关研讨中,有些概念性及基础性问题,有必要做些梳理与界定,从而夯实学术准备与理论根底。恕我

 

海派书画开启了中国绘画现代化的进程。近年来,关于海派书画的研讨、展示、评论颇受关注,成为艺术界的一大热点。但就相关研讨中,有些概念性及基础性问题,有必要做些梳理与界定,从而夯实学术准备与理论根底。

恕我直言,目前的海派书画研究及策展等,大都是在现有文献材料及现成作品的基础上进行,是惯性式的。最多是搞个新概念,如“朋友圈”等。或起个新名称,如“从艺地图”等。缺乏更广泛的视野、更深入的挖掘、更独特的梳理、更高迈的取向及更学术的思考。

从文化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看:一个艺术流派的群体活动和创作实践,其成就与影响、价值与效应是积淀在整个文化系统内,存在于整个艺术过程中,从而对以后的文化发展及艺术创作产生辐射,不仅为文化更新提供中介,而且也为艺术突破提供能源。也正是在这个社会参照与文化坐标上来看当下的海派书画研究与展览现状,缺乏纵深性、发现性的突破与呈现,即很少有研究上的新发现、理论上的新亮点及学术上的兴奋点。如在吴昌硕的研究上,对吴昌硕何时定居上海,都持1911年秋之说,其依据是吴昌硕在《白龙山人传》开头所言:“余于辛亥(1911)秋,橐笔至沪。”我认为“橐笔至沪”不是“定居于沪”。于是我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包括吴昌硕的年谱、诗集、传记等,都没有什么新发现,后来我找到了《吴昌硕尺牍集》,终于发现吴昌硕于1911年12月上海光复后不久,写给好友沈石友的信,颇为详细地谈到了他这段时间的经历:“弟于初七日为迈儿扯往吴淞住数日(内子赴安吉),风声叠叠,又同至沪上。”即1911年12月初他是送儿子吴东迈到上海吴淞货捐分局工作,不几天就返回苏州,而他的夫人施酒则带着家人去了他老家安吉。可见吴昌硕1911年定居上海之说是不成立的。吴昌硕正式定居上海是1912年早春二月,随后他便频频出现于海上艺事活动,并见诸报端。如1912年3月由李叔同、柳亚子发起成立的研究文学美术的“文美会”等。吴昌硕正式定居上海这个史实的发现与澄清,从大的历史背景上来看,正对应了上海的1912年现象。

在海派书画对外交流这一项,也缺乏足够的研究。实际上,海派书画作为新兴的都市艺术群体,以开放的姿态、国际的视野,很早就开展了对外的文化艺术交流,接轨东西而走向世界。特别是1920年4月,中日美术协会在上海成立,至1930年4月,在中日两国共组织了五届大型书画交流展。尤其是1924年的第三届,有400多位日本书画家来上海,已年届八十的吴昌硕亲自在“功德林”设宴款待,并做客于王一亭的梓园。而在海派书画对外交流中,刘海粟是一位重要的开拓者,这位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开山者,是位具有世界眼光与国际意识的海派先驱。尤其是他在1929年、1933年两次赴欧洲访问、讲学及办展,使海派书画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其中刘海粟与马蒂斯、毕加索及罗曼·罗兰的会晤尽管相关资料不多,但如果作深入的探寻与细致的考证,还是有案可查的。如1934年8月23日香港《天光报》就刊有消息,写到马蒂斯在参观画展时云:“刘氏以原始化单纯化的方式,创造了艺术的新生命。”而刘海粟亦写了《新派画家马蒂斯与毕伽沙》一文,并在他的《欧游随笔》中专门有一节是写“马蒂斯六十生辰”。曾担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代理校长的谢海燕也在其主编的大型画传《刘海粟》中载:“6月10日,个人画展在法国巴黎特吕霭画院举行,陈列油画45幅,中国画80幅。顾维均剪彩,马蒂斯、毕加索等著名画家参加开幕式。”由此也启迪我们,海派书画研究、策展应与国际化相对接,而且如有条件,相关的美术展馆似可赴欧洲,查阅刘海粟当年办展的文献及资料,从而使海派书画研究走向国际化。

在书画研究中,切忌用一种固定模式或一种单一视角来评判一位书画家,而应将其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文化成因及艺术诉求上。如对于海派书画前期领军的任伯年,对他的深度研究与多向开掘甚少,基本上就是评价其功力深厚、画艺多能,人物、花卉、翎毛、走兽、虫鱼无所不精。实际上任伯年是近代海派书画家中学习西画、放眼世界的第一人。他专门到土山湾画馆学素描,用3B铅笔画裸体模特,外出备写生簿,并学习油画上彩、水彩画及浮世绘等。他的人物画造型准确,结构比例严谨,光影效果明显,折射出欧化的技法与构思。为此,当时的英国美术杂志《画家》就给予高度评价:“任伯年的艺术造诣与西方梵高相若,在十九世纪中为最有创造型的宗师。”从而在十九世纪末就把海派绘画推到了与国际接轨的历史高度与艺术层面,可见任伯年是最有资质与条件走向世界的大画家。而在现在的任伯年介绍及评论中,这些可贵的创作史料与个人史实是缺席的。又如钱瘦铁是海派书画大师,多认为他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帮助郭沫若秘密回国是出于朋友义气。而根据日本战后五十年警视厅对钱瘦铁封闭的原始材料的逐步解密与公开,中日与此案有关的材料不断被发现,基本还原历史的真相:即钱瘦铁是抗日谍报人员,系英勇不屈的反法西斯战士。但如今在对钱瘦铁的相关研究及展览中,并没有研究跟进与新文献呈现。

吴昌硕曾在那首《刻印》的七言古风长诗中写道:“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当下方兴未艾的海派书画研究还得下功夫、化力气地在“深”和“通”上尽力而为。

    

 
(文/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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