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学者陈麦青近期将2016年以来撰写的十几篇短文汇编成集，名曰《汲古之乐》。这十几篇文章涉及碑版，印鉴，书评，观展体会等，多为学术札记。这些札记带有明显的个人写作风格，文中对一本书，一件拓片，一个展览的评论，通常概括简约，更多的篇幅是借着对象提供的某些线索来发挥自己的研究。
陈麦青兄耽于金石书画之学多年，近将2016年以来撰写的十几篇短文汇编成集，名曰《汲古之乐》。这十几篇文章涉及碑版，印鉴，书评，观展体会，除了最后那篇谈谢稚柳先生的文章像是一篇完整的“论文”外，其他多为学术札记。
麦青兄的这些札记带有明显的个人写作风格。他对一本书，一件拓片，一个展览的评论，通常概括简约，更多的篇幅是借着对象提供的某些线索来发挥自己的研究。这一特点在十年前已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当时他评论的正是我的《吴大澂和他的拓工》（海豚出版社，2013）。在《也说文人与拓工》一文的第一段，麦青兄便写道：“作为向有兴趣的同好，喜闻乐读之下的掩卷之余，犹多意味，遂就平日关注所及，拉杂略说，以稍尽兴。”也就是说，他以拙著涉及的一些材料或议题为引子，再做发挥。譬如说，我在拙文中指出，清代对精拓的赞美通常简短抽象。相比之下，书论和画论中的很多语词是具有导向性的，它们既可以用来概括我们的体验，又可以引导人们来分享这种体验。麦青兄则引用了沈树镛在《郑斋金石题跋记》中用董源、巨然墨法和吴湖帆在《梅景书屋题跋记》中用米家山水来比喻精美的水墨淡拓的文字，对拙著的疏漏作了补充。一般读者如果只是泛览拙著，并不能察觉到麦青引用这些材料的用心，而我则有深切的感受。
同样的循题发挥，可以在收入《汲古之乐》中讨论薛龙春《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21年）的文章中见到。薛氏的《辑考》将目前传世公私收藏的黄易的数百通信札，做了释文和考订。由于黄易是乾嘉时期金石圈的重要人物，这批数量巨大的信札的整理与刊行，为学界研究乾嘉时期的金石学和思想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所以麦青兄便用“开卷有得，如行山阴道上”为题，来说明这本书重要的文献意义。这篇文章并非寻常的书评，一一列举《辑考》的贡献与缺失，而是更像读书笔记，娓娓道来平素读书的一些观察和心得。譬如说，《辑考》中有朱枫致黄易的一通信札，提及“承询车君延聘，系拓手之工者”。麦青从这一信息出发，列举了朱枫《排山小集》、《王同愈日记》、《雍州金石记》零星的记载，勾勒出乾嘉时期活跃在关中的一个名拓工的大致活动。这样的引申和补充也彰显了《辑考》的价值。
朱枫致黄易札
《汲古之乐》中的文章，篇幅多在5,000——8,000字之间，通常既无导言，也无结论，有感而发，意尽则止，写作方式灵活。涉及的内容，相当具体，如考证“介侯”不是杨介侯而为张介侯，考订《天发神谶碑》善拓上两方印章的归属，在某些人看来，无关宏旨。但这类发现如果不及时发表，很容易以讹传讹。书中不少文章，首见于《文汇学人》、《上海书评》、《澎湃新闻》等媒体，而非学术刊物。这就令我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汪世清先生在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发表的一系列考证八大山人和石涛行踪的短文。在高度商业化的香港，《大公报》尚能在照顾一般民众阅读趣味的同时，刊登这类十分专业的考据文章，本身就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见证了当年办报人和部分读报人的风雅。这类发现，日积月累，汇聚成编，集腋成裘，也能蔚然可观。
